教书三十多年，我在讲台上无数次对孩子们说：“遇到困难不要怕，要勇敢、坚强地面对它。”可没想到退休后的我，面对心理疾病的突袭，却转身做起了“逃兵”。

如果不是遇见那位耐心而温柔的心理医生，不断鼓励我“慢慢再试一下”，或许现在的我依然困在家里，一步都挪不出门。而如今，我已能平静地坐进老年大学的教室里，以学生的身份，重新找回融入人群的勇气。

查不出的难受，身体向我发出了“停课通知”

我是一名退休多年的小学教师。虽桃李满天下，但退居二线后，仍围着九十岁的老母亲打转。买菜、做饭、日常打扫，日子像一页页翻旧的日历，匆匆划过，还算安稳。

直到与隔壁邻居发生一次剧烈的争吵后，我便常常感到头晕、心慌、周身不适，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心里像揣着一团乱麻。起初，我以为只是没休息好，可渐渐地，乏力、身体发僵等症状，像藤蔓一样紧紧缠了上来。

我一个人跑了好几家医院，排队、抽血、做检查，结果却全是“未见异常”。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，我盯着报告单发呆。曾觉得自己活着是个拖累，甚至几次想要放弃，可一想到家中母亲无人看护，又不敢真的倒下。只能任由无助和孤独一波一波地向我袭来……直到此时我也没意识到，这是心理承受能力即将达到极限时，身体不断发出的警报。

病房里的“旁听生”，问了我一个问题

辗转多家医院，一直没得到明确结果，渐渐地，我开始对治疗不抱希望，经常自顾自地坐在角落里，不愿与人交流。直到最后，我遇见了心理科四疗区杨楠医生。

协同主任多次查房的杨楠医生，渐渐注意到我的“不同寻常”。从此，她每天在病房里总有意无意地“拖延”一会儿，说想听我讲讲过去与学生相处的故事，还有与母亲生活的日常。刚开始我也是一直保持沉默不语，但发现陪在我身边的她，更像是一个安静的“旁听生”，从不催促，直至我心甘情愿地敞开心扉，向她倾诉从没跟人提过的委屈和担忧。

看准时机的她，并没有戳破我的倔犟与逞强，而是把我悄悄约到诊室里。随着大门在我身后轻轻合上，坐在桌对面的杨楠医生，只是把一杯温水往我手边推了推。指尖在杯壁上摩挲很久后，我才低声说道：“教了半辈子书，现在居然连自己都管不好。以前还总教学生面对困难要勇敢、坚强，可轮到自己……连承认生病的勇气都没有！家里还有急需人照顾的老母亲，我是不是太没用了？”

杨医生没有急着回答，只轻轻问了我一句：“刘老师，您当班主任那会儿，若有学生因为生病没考好，您会怎么对他说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目光从地板移向水杯：“我会说，‘别急，先把身体养好’。”

她点点头：“那现在，您愿意把这句话说给自己听吗？”

抬起头的那一刻，我一下子红了眼眶。也是自那次面谈后，我决定安心住下来，配合医护团队接受系统地治疗。

踏实的二十天，慢慢找回了生活节奏

在疗区主任丁秀君的细心安排下，杨医生和医护团队帮我联系上了其他亲属和社区工作人员，找到了可以临时妥帖照顾母亲的人。那一刻，我悬了许久的心，终于落了下来。

经主任与杨医生联合评估诊断后，我被确诊为伴有躯体症状的中度抑郁发作。拿到结果后，我没有预想中的慌张，倒像是卸掉了心中一块沉重的石头。

此后，我积极配合医生制定的“药物+心理”综合治疗方案：

● 温和剂量的药物逐步改善了头晕、心慌和失眠的症状；

● 感到焦虑、紧张时，我跟着护士学习简单的放松方法，发僵的身体慢慢也能放松下来；

● 疗区组织康复活动时，病友们也常拉着我一起做手工、谈心，原来沉默寡言的我，竟慢慢主动加入其中，人也变得开朗了很多。

那些日子，我像个重新回到课堂的学生，只不过这次要学的，是怎么妥善照顾自己的情绪。

走下讲台，我重新做回“学生”

经过二十天的住院治疗，我的各种症状均有所好转，晚上也能安稳入睡。

临出院前，我翻出了自己带来的一本书，犹豫了很久，还是走进了杨医生的诊室。递给她时，我笑得有些腼腆：“听您提起过家里的孩子还小，这本关于孩子成长的书我用了很多年，给您留着做个参考。”她郑重道谢，我摆摆手转身往外走，步子比刚来院时轻快了许多。快到门口，我又回头补了一句：“下次复诊，我再给您说说我上老年大学的事儿。”

门开了又合上，我踏进走廊的阳光里。其实，那本书夹着一张便签，上面有我写给她的一行字：“杨医生，感谢您愿意听我说那些从没说过的话。”如今，我按时复诊，也会在天气好的傍晚推着母亲在楼下慢慢散心。现在即使偶尔感到片刻不适，也学会了不再逼迫自己立刻好起来，做几次腹式深呼吸，让身心重新回到平和的状态中。

如果你也和我一样，在照顾家人、扛着责任的路上弄丢了自己，请别急着责怪自己。承认“我需要帮助”，并不失败。就像我教了三十年书，直到最近才明白，允许自己当一回“学生”，重新学习照顾自己，也未曾不是一种勇敢。